王歧山书记的讲话有很深的历史厚重感，他从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讲起，谈古论今，最后落脚在党的纪律和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很高的认识站位。

　　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根本原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身）在成立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即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实质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应不应该需要严格的纪律来维系。列宁当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使那些不合格的分子想钻进党内来，就象大家穿过针眼那样困难。当前，突出强调党的纪律和规矩，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落细、落实，需要克服四大障碍：一是“抓大放小”，二是“碍于情面”；三是“高举轻放”，四是“时紧时松”。这也是王歧山书记提出的落实八项规定必须一寸不让、要有“啄木鸟”精神、具有“眼里不揉沙子”的严肃性、认真劲。

　　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治党管党的根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历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现在社会上讨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的书很多，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行不行最根本的一条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严格地执纪。我们党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每当党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节点时，我们党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向全党强调和重申纪律的重要性。众所周知，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全面内战爆发前，党中央预计打败国民党需要5-8年时间，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预计。到了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从120万迅猛增加到400万，解放区从偏僻狭小的几小块地域急速扩展到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全面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在这种关节点如果党放松了纪律，可能就与夺取最后胜利仅一步之遥。大家也许都读过郭沫若的一个名篇《甲申三百年祭》，是专门总结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功败垂成的教训。毛泽东非常重视用它来教育全党。今天我们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多是从农民军在推翻明王朝后自身腐败蜕变开始的。但是他们的腐败蜕变正是从纪律松懈、放纵各种违纪开始的。李自成原先军纪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规定“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可以是极端的纪律之师。但是进北京后却放纵部下、纪律松懈，甚至烧杀抢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帷幕，我们今天又站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关节点，强调党的纪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早在80年代末，邓小平就疾呼“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还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这句话意味是很深长的，共产党内部怎么会出问题呢，出什么问题呢？归根结底来说就是党变质。我们党能不能把政权抓住，首先看党能不能把自己8700多万党管住、管好，这就特别需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有着79年光荣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最后不声不响地垮掉，我看很致命的一条原因在于苏共缺乏严格的执纪。我们看到，许多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可以不受监督和批评，甚至可以打压批评，苏共的纪律对于苏共高级干部甚至一般党员来说简直就是“纸老虎”，纪律松驰现象比比皆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没有人管，谩骂、丑化、诬蔑苏共及其领袖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而逍遥于党纪之外；组织纪律形同虚设，党内派别倾轧、山头林立，结果培植出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成为苏共的掘墓人；搞特权、搞腐败的行为没有受到党纪追责，这些人最终在苏共党内演化成为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正是这些人是党纪所管不到的、管不了的。倒是从苏共内部“造反”出来的叶利钦看得更透彻，他说：“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第一书记想权力谋私是太方便了。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列宁及其战友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甚至用鲜血和教训换来的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丧失殆尽，党的严格的纪律和规矩遭到破坏。前几年《苏共亡党十年祭》对苏共垮台的教训的总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实际上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利加乔夫的《警示》这本书从亲历者的角度来总结显然更为深刻、更值得一读。

　　总的来说，把纪律挺在前面的提出，对纪委如何履行监督执纪问责提出了更新的更高的要求，纪委真正切实承担起护党、兴党的政治责任。

　　（李方祥，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福建省纪委监察厅特约研究员）